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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看点：主要谈及“乾隆汉人说”这一谣传从乾隆时期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流变，即，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算命先生说乾隆乃汉人的说法，从历史上讲“有些影子儿”。乾隆母亲是谁有四种观点：钮祜禄氏、钱氏、李氏、陈氏。

算命先生可能说的是：皇帝呀，你是我们汉人的后代，你应该反清复明呀。不能数典忘祖，忘记自己是汉人

对于乾隆杀算命先生这种根本无法查证的谣传，根本没必要按照历史真实去跟它较真儿。回答者能够说出的根据也无非是小说或影视剧，连野史的资格都不够。

钮祜禄氏

首先，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皇帝想去微服私访也基本不可能，皇帝虽然权力大，但“祖宗制度”是不敢违抗的。

其次，这种谣传或说民间故事，只是利用迷信、宣传迷信的一种手段。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会有此“幸运”被作为主人公。只不过乾隆所在的清朝，离现在最近，乾隆的知名度也比较高。特别是七下江南，让南方的百姓能够一睹“天颜”，绝对是最大的大事儿。所以，各种人都会怀着各种心理去编排各种故事。

最后，看了看一些回答者，回答的结果都在说乾隆下江南期间发生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戏说乾隆》里的桥段。但根据以往的各种传说，无非是“继续消费乾隆的母亲是谁”这个争论。

小说就是小说，不需要历史依据，特别是武侠小说。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把文艺当历史的人只是小孩子儿而为。

在回答“包拯死后为何展昭就消失了包拯去世后，展昭为何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他究竟去了哪里呢”“康熙王朝中，苏麻喇姑被活埋前，太监们为何要在她头上倒石灰”“康熙驾崩当夜，雍正就赐死了随侍康熙60年的心腹，这是什么原因”“包拯一生忠义，为何狠心含泪斩杀公孙策”等问题时，我都说过一个观点：

即使是正规的历史剧，也不能当历史。它的有限的历史事实，也会被编剧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去进行：添加删减、转换挪移（例如《走向共和》中把同治皇帝造圆明园被木材商欺骗，挪移到20年后翁同龢身上），甚至为了主要人物而去编造故事去烘托主人公（例如《走向共和国》为了表达甲午战败不是李鸿章的个人责任，而胡编乱造李鸿章为了反贪腐整顿军纪杀死自己亲信黄瑞兰）等。

所以，对于文艺作品，无论打着怎样的历史旗帜、穿着什么样的历史的外衣，都不是正经历史，都不能信。

信的前提是你得经过历史查证才能信。否则，拿着所谓历史剧去当历史四处炫耀，只会让懂行的人笑话。

乾隆作为活着的次子，没有必要去“狸猫换太子”

乾隆生于1711年，但在其前面有弘晖（1694—1704年）、弘昐（1697-1699年）、弘昀（1700-1710年）、弘时（1704—1727年）、弘历（1711-1799年），同年还有弘昼（1711-1770）。乾隆是老四，但前三个都在1711年之前死了。所以，弘历应该是活着的老二、比其小三个月的弘昼是老三。

那么，当时的胤禛又不知道自己会当皇帝，又不知道乾隆几岁后会得到康熙的喜欢，这些都是在此之后的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胤禛可不知道。所以，他有必要去调换个儿子吗？他也不缺儿子呀。

如果是长子完全有这种可能。

虽然这是文艺创作，是编造。但既然要编，总得编得像模像样。空穴来风，也得有“穴”呀。这个“穴”就是乾隆的母亲是否是汉人。

雍正二年，康熙第12个儿子的笔误，造成乾隆生母之谜：之后派生出满人—汉八旗—汉人，直至出现乾隆是汉人的故事流程。而乾隆是汉人的说法是从晚清开始的，前两种则在雍正、乾隆时期就已经出现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雍正册封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贵妃、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但雍正传旨给12弟允祹的时候，出了问题。允祹为了自己方便一方面字迹潦草，一方面钮祜禄氏“简写”为钮氏。礼部接到草稿后制定“册封金册”的时候，官员们认错了，因为这次分封的四人中有三人都是“汉八旗”出身，即年氏、耿氏（弘昼的母亲）、宋氏。

允祹

为此，礼部就认为“字迹潦草的钮氏”是“钱氏”。由此制作了“金册”。等发到钮祜禄氏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六月份，宗人府上疏奏允祹的错误，请求雍正给予处罚: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掏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雍正）从之。这份记录在《雍正实录》就可以找到。

紧随其后的就是“丑女李氏”一说，这还引申出了“乾隆到底是在雍和宫出生还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关系到“丑女李氏”是否是乾隆的母亲。

从汉八旗到纯汉人，只不过是我们汉人中某些人的阿Q精神而已：汉八旗我认为已经不是汉人了。

在当时，汉八旗和满人的妃嫔都具有继承权。例如康熙的母亲佟佳氏，就属于汉八旗。汉八旗本身的汉人无论在风俗、信仰、行为方式都已经满化。

其本身都不愿意承认汉人，例如佟国纲在康熙二十七年就称，自己本身就是满人，是明朝人欺骗引诱祖先才进入汉地……

其最终，佟佳氏仍然隶属于汉八旗中的各旗。但是对于“反清复明”的个人、组织可不会管这些，既然你属于“汉八旗”那么，就可以以“汉人”身份挑动反抗精神。雍正的政敌们也会以此作为攻讦目标。

最后一个海宁陈氏，基本不用批驳了。

因为，孟森先生在1937年、郑天挺先生在1944年，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金庸先生也早知道这一观点。所以，在《书剑恩仇录》的“后记”中也专门声明：乾隆和陈家洛是亲兄弟“是我的杜撰”。

书剑恩仇录

所以说，作为明清史大家的孟森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与海宁陈家没关系。

综上乾隆的母亲即使有争论，也是在汉八旗和满人之间争论，但汉八旗在当时已经不再认为是汉人。跟我们没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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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立国之后，传说曾经找过一个算命先生来算过大明的国运，其测算的结果就是一句话：“兴于东南，终于西北。”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当作是后人依据明朝灭亡的事实，重新加工编写的，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虽然明朝的灭亡的确是西北地区的农民军造成的，但是西北地区的混乱由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祸自东北。

明朝的历史，看似错综复杂，但是从大局上看，也很简单。明朝政府从南京建都开始，一直到崇祯在北京上吊自杀殉国，明朝政府所有的财政开支，只有一项，那就是军费。而在军费中，又以蓟辽地区的军费财政开支最大。

明朝是从蒙古人手中获得的政权，因此在面对蒙古问题上，一直是非常重视。而这种重视的根源就是宋朝，可以这样说，自始皇帝开国以来，哪怕是遇到永嘉之乱或者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外敌入侵。即使是南渡长江，中原的正朔王朝也还一直存在。但是到了宋朝，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就彻底的灭亡了。

北方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彻底的征服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所有地域和人口，所谓的中原正朔王朝，也第一次彻底的消失了。也是因为这点，日本的学者才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华”的说法的基础。

但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绝不是那样的脆弱的，蒙古人的治理手段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治理的差距还是很大。所以仅仅维持了九十多年，蒙古人就被明太祖赶回大草原去了。但是这种亡国痛苦，却始终深藏在明朝人的内心深处。（当初起义军的建立，就打着恢复宋朝的旗帜）

所以面对北方的游牧的民族，主要是蒙古人，明朝一直都视之为最大的威胁，大臣百姓连和蒙古人和谈的话都不敢说。因为这样的话，会很快让人想到宋朝的懦弱和无能。这也是为什么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时间内，始终给人很钢的感觉，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所以，明朝最后灭亡的原因，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归结为三点。

其一，政策的摇摆不定，对于社会矛盾不理睬。其二，少数民族的政策混乱，甚至迫害，导致民族的矛盾加深。其三，核心思想不统一。

明朝的文官体质，可以说是自宋朝以后，实力最为强大的存在。在明朝，如果不是科举出身，是很难得到官职的。这样的政策，确定了政府和国家的稳定，也最大限度上的限制了武官的权利。

因此纵看宋朝和明朝，都几乎杜绝了国内武将的兵变，但是也最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武将的发挥。一旦朝廷要动用兵力，都会让科举出生的人担任最高统领。

在明朝，也有内阁大学士巡视九边的传统，因此就可以看出，明朝几乎都将军权下放给文官。如果打仗的武将能遇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文官，就是知道自己不懂，就安排懂得人去指挥，这也还算不错。但是一旦遇到一个不懂装懂，甚至刚愎自用瞎指挥的，那就彻底完蛋了。

比如关系到明朝存亡的萨尔浒之战，就是杨镐这样的不懂军事的文将指挥错误，导致明朝军队兵力分散，再加上此人心胸狭隘，公报私仇，使得大将刘挺深陷埋伏，最后全军覆没。

这样的弊病在明朝保持稳定的时候还不算突出，等到南明建立，南京小政府已经变成了弱势政权之后，这种弊端就更加突出。

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人们惊奇的发现，树立大旗反清复明的是原来要推翻明朝的农民军，而攻打大明，甚至逼死最后一个南明永历帝的将领和士兵，竟然都是大明原先的政府军。由此可见，明朝军队的矛盾和仇恨是多么尖锐。

九边的蓟辽地区，在明朝后期，也是承担战事和军事压力最大的地方。因此朝廷还特别设置了蓟辽总督这个位置，用来总督该地区的战事。这个官位，先后有三位将领担任，分别是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

这三个人，有勇有谋，从他们制定的方略来看，只要朝廷可以持续的和给予大力支持，几乎每一个都可以平定辽东。然而，此三人却都因为一些看似很不重要的一些问题，先后被杀的杀，被撤职的撤职，被凌迟的凌迟了。

对于专业人才的不保护，肆意的杀害，也直接导致再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朝廷分忧，因为就算干的不错，也会被上级肆意当做替罪羊，但是一旦干不好，可就完全没有活路了。

这样危险程度高且工作难度很大的职位，再也没有人感兴趣，甚至畏之入虎。这样的制度，能让将官打好战吗？

明朝政府从万历开始就不断加税，为了维持军队的巨大开支。其实说白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除了朝鲜之役之外，其余的两场战争，完全是因为明朝政府和当地的官员没有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导致了民变，最后演绎成了巨大的军事行动。大明朝廷不得不花费巨大的开支来应付这样的动乱，国库逐渐空虚，朝廷在没有办法给灾区的人们送去给养，从而出现西北地区大量的人口饿死，最后逼反百姓。

女真人之所以在辽东地区的崛起，最后反叛大明，也是因为明朝的傲慢和肆意的杀戮，使得辽东地区的满人和蒙古人都憎恨汉人，再加上高淮在辽东地区的倒行逆施，当时播州之役的大帅，内阁大学士李华龙被派遣到辽东地区慰问，辽东地区的各族人民就诉苦：

“臣尝备员辽抚，故今谏问辽事，其人泣而对曰：‘辽不可为矣。先辽阳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为淮搜索已尽，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

从这里的一段话，就足以看出在当时，为了所谓的矿业税和各种税负，明朝的统治者以及他手下的人，是如何穷凶极恶的搜刮民脂。

所以在八旗建立之初，就有所谓的汉八旗，满八旗，以及蒙八旗。可以说，努尔哈赤几乎是最早实行了统一战线这样的思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将这些民族的势力融入自己民族的血液。比如说，康熙的祖母，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实力最强蒙古部落的公主，而康熙的母亲，就是汉八旗佟家的女儿。

再反观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屡屡与蒙古和满清作战，尤其捣巢、杀降等行为更会加重民族仇恨，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外族父，几乎都是被明军所斩杀。至于其他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这样说，核心思想的统一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在对于辽东地区的战术，明朝的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提议，稳打稳扎，一步一个脚印，休养生息，修建堡垒，积蓄兵力，储存器材，在稳步的收复失地，一点一点的消耗满清的兵力。毕竟，满清的绝对主力也就是六万人左右，只要依据这样的政策，满清肯定会被明朝慢慢的蚕食掉，恢复大明在辽东的统治。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最稳妥，最靠谱，甚至最可以实现的。

然而朝廷对于这个最靠谱的做法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大的反对原因就是花钱太多。几乎每年的军费要花三百五十万两在辽东地区。再加上其他的八边，整个的军费全部开支在五百五十万量左右。这样的开销，的确让国家有点受不了。

于是，速战速决论，就成为了当时讨论的热点。可是讨论时间时间久了，大家又发现，自从萨尔浒之战以后，朝廷已经派不出有足够实力的军队出战了。当时在辽东地区的关宁铁骑，也只剩下不到一万人左右，而就这样，这一万人中还要再分出去三千人调到西北去镇压农民起义。

所以能和满清的八旗打野战的军队也只有七千人左右。其他的军队，只能依靠明军的火炮和火铳，依靠城墙的屏障，才勉强可以击退满清。

这也可以解释，为啥三任蓟辽总督在任期间都会将不停的修筑城墙和堡垒当做重要的任务来督促。因为他们来到前线，心理就非常明白，明军已经腐朽到无法和满清的骑兵正面作战。要想改变这样的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

蓟辽总督的最后一任有能力的长官袁崇焕，其实已经在慢慢的训练新的士兵，用来对抗满清的入侵，而训练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这从他的锦宁大捷就可以完全看到，因为此战，袁崇焕竟然将人马拉出来，凭借火炮的掩护，敢于满清的骑兵正面对杠。相信如果再假以时日，一定能训练出像戚家军一样的军队。

但是，或许是袁崇焕的不幸，也是大明的不幸，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疾病的人，他的刚愎自用，他的瞎指挥，他的焦躁以及喜欢推卸责任的毛病，终于将明朝最后翻盘的机会亲手摧毁掉，袁崇焕被杀，关外的所有土地全部丧失。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